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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背景分析

作者: 商务知讯 来源: 商务知讯 时间:2018-05-09

       4月3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方向转变较大,带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以“美国优先”“公平贸易”为理念,力图“让美国再次强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实际上,贸易逆差只是横亘在中美贸易之间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特朗普政府以追求贸易平衡和增加国内就业为目标对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为了解决美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基本决定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具体而言,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外部失衡问题严峻,这主要是由美国长期存在的负债消费模式以及储蓄—投资缺口导致的。长期以来,美国较为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国民储蓄率较低,近年来更是持续走低,2017年国民储蓄仅占GDP的17.5%,远低于中国45.4%的国民储蓄。储蓄—投资缺口的长期存在,导致全球过剩储蓄的流入以弥补美国国内储蓄不足。过剩储蓄的流入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居民消费需求以及进口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长期保持高额贸易逆差。中国自2000年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后,美中贸易逆差持续走高,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1.87万亿元,增幅为13%,创历史新高。
  第二,国际产业转移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美国制造业持续变“轻”,服务业占比较高,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萎缩现象。制造业的萎缩与美国长期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投资不足的模式密不可分。2017年投资对于美国GDP的贡献仅为16.6%,投资不足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此外,制造业萎缩也引发了美国国内就业岗位减少、中产阶级工资福利停滞不前等问题。为振兴制造业,使美国重回实体经济,奥巴马政府曾先后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启动多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的组建工作,致力于将先进制造业培育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然而2017年美国工业产值仅为GDP的18.9%,服务业仍高达80.2%,该计划未见显著成效。
  第三,美国当前收入差距较大,中产阶级福利停滞不前。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持有美国30%的财富,而最低的10%仅仅持有2%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美国自2007年以来年基尼系数持续上升,2011年高达47.7%,收入分配问题长期存在。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贸易伙伴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着美国的产品,剽窃了美国企业,毁掉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而全球化导致的美国制造业萎缩及就业岗位的减少则是中产阶级福利下降的突出表现。的确,美国作为一个技术要素丰裕国,贸易会提高高技能群体的工资水平,降低低技能群体的工资水平。从这一角度来看,与较低工资水平国家的贸易确实可能会带给美国非技术密集型工人工资水平以下行压力,然而这一议题目前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为解决美国目前存在的突出经济问题,特朗普政府以改善贸易失衡、推动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采取了相应的对外贸易政策,其对外贸易政策在“美国利益优先”的主导下,表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具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由多边贸易体制转向双边贸易合作,忽略了各国比较优势与发展阶段的不同,片面追求贸易平衡。特朗普多次表示当前的贸易协定对于美国而言是不公平的,上任伊始便宣布退出被认为对美国不公平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启动被认为导致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并要求重新商讨和修改《美韩自贸协定》,力图寻求对美国而言“公平”的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相比较,双边贸易合作谈判周期短,谈判过程中更利于规避可能导致美国利益受损的“不公平”因素,也更利于特朗普政府推行“公平贸易”,保障美国自身利益。此外,去年4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调查美国贸易逆差原因,并不顾世贸组织规则运用贸易救济措施,对其主要逆差来源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反对离岸外包行为,调整跨境所得税,致力于重振国内制造业。为推进制造业回流,使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传统钢铁及汽车制造业企业留在国内,特朗普政府对具有离岸生产行为的企业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让设立在中国、墨西哥以及德国境内的美国制造商回到美国,福特汽车、通用汽车、丰田汽车以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均在此之列,福特公司因此取消了在墨西哥设立工厂的计划。此外,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对跨境所得税进行大幅调整:豁免境外子公司股息,对企业境外留存利润视同汇回一次性征税;对境外子公司超额利润使用10.5%的税率,并可抵免80%境外税收,以期国外的制造业企业可以回到美国本土。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致力于增加国内就业机会,提升中产阶级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化导致的美国制造业萎缩带来的就业岗位减少是中产阶级福利下降的突出表现,因此,以提升中产阶级福利为目标所采取的对外贸易举措与反全球化和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举措是相联系的。制造业的回流会给美国国内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中产阶级特别是低技能群体的福利水平,缓解当前美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局面。
  应当看到,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外部失衡问题,而是基于“美国利益”和美国当前面临经济问题的考量。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带来了负外部性,如何能最大限度缓解这一负外部性是当前应当考虑的问题。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我国应当加强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合作,尽可能地规避由美国过度的贸易保护而导致的损失。此外,应当制定相关举措以防范贸易战的升级,并在必要时予以精准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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